赵紫阳：一位从不发脾气的领导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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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/书香阅读社

文/陈仲旋

原发布时间/2020-11-11

1962年6月，组织上调我去当赵紫阳的秘书。当时，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，心里有点胆怯。推荐并向我移交工作的前任秘书汤戈夫说：“你不用担心，肯定行，紫阳同志（那时不论对多高职位的干部，都称同志）的脾气很好，他也不需要秘书帮他写什么东西。”并举例说：“有一次，紫阳同志交代我通知办公厅，明天晚上七点开全省电话会议，各地、市、县委书记参加。结果我把时间搞错了，让办公厅通知今晚召开，时间快到时，我提醒他到会。他听后一怔，说不是明晚吗？随即动身赴会去了。事后，他一句批评我的话也没有，可我难过了好几天，如果不是紫阳同志早已胸有成竹，照样可以赴会讲话，那就真坏事了！”就这样，我被推上了这个岗位，一直工作到文革我不得不离开的时候。

果真如汤戈夫所说那样，我在赵紫阳身边工作的那些岁月里，的确没见过他发过一次脾气，不论对待什么人，他都没说过一句重话，也从来不发火。有一次，他身体欠安休息期间，才有时间和我闲谈一下，说我写的一篇东西（指我给新华社分社写的内参）还好，但文字过长。我很高兴他指出我的缺点，可惜的是也就是这么一次。

在1987年第六届全运会开幕前，中共中央代理总书记、国务院总理赵紫阳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，由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林若、广州市市长朱森林、副市长石安海陪同，来到广州天河体育中心检查工作，赵紫阳总理称赞天河体育中心是广州一大景观。

从来不用秘书代劳的省委书记

我去赵紫阳身边工作时，他才44岁，后来又是全国最年轻的省级第一把手。他讲话很有条理，层次分明，论据充分，使人一听即懂。只要把他的讲话记录下来，不用作任何文字修饰就是一篇好文章。跟他下去搞调查研究，回来后完全不需要秘书为他整理材料。他非常善于发现下面的好经验、好苗头和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。他的记忆力极好，都记在脑子里；再加以思考、总结、提升。形成系统概念后，就会召开省委常委会讨论，作出决定。

除了在全省党代会上的工作报告需要由秘书长杨应彬根据他的思想，组织起草文件以外，他在其他各种会议的讲话，都不需要他人代劳。他经过思考后，亲自写一个“提纲”，就在会议上做总结或是报告，一讲就是两三个、三四个小时，与会的各级领导干部，都听得聚精会神，明明白白。

在我担任赵紫阳秘书期间，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，专门发了一份中央文件，内容是：反对秘书专政，不用秘书代劳。可见当时靠秘书代劳现象已很普遍，而赵紫阳从来不用秘书代劳。

他走遍了广东每一个县

赵紫阳是在1951年来到广东工作的，最初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农村工作部部长，后任秘书长、副书记。当时华南分局的书记是叶剑英，后来是陶铸，管广东、广西两省。1955年华南分局撤销，改设中共广东省委，陶铸任省委书记，赵紫阳任副书记，分管农业。1960年陶铸任中南局第一书记，统管广东、广西、湖南、湖北、河南五省，仍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，赵是第二书记，实际上主持广东全面工作，直至1964年才被任命为第一书记。他一直主持广东全面工作，但仍然用主要精力抓农业，所以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是农村工作。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，“大跃进”给全国城乡造成大饥荒、大萧条，持续三四年。为了恢复生产，发展经济，迅速改善人民生活，赵紫阳带领省委一班人，经常下基层调研，制定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。为此，他走遍了全省各县及许多公社、大队。

1962年，在去汕头地区南澳县的途中，他对我们说，这是他走完全省的最后一个县。去南澳县，可不那么容易，汕头地委请了当地海军帮助，派了艘护航舰载送我们到南澳。途中，大浪滔天，军舰俯仰摇摆30度，我这个海边长大的电白人早已晕船躺倒，而他，这位不近大海的河南人，却始终手扶舷栏眺望远方，给我留下了长久记忆的瞬间。

文革后期，赵“解放”，调任内蒙古党委书记，十个月后又调回广东，据跟随他从内蒙古到广东的蔡肇发秘书说，周恩来在主持有关赵调广东等问题的会议上说，赵在内蒙古十个月时间，跑遍了内蒙古所有的盟和许多旗、县，表示了赞赏之意。

赵紫阳调回广东几年后，重新担任第一书记。一年多后又调四川省当第一书记。后来，又是蔡秘书告诉我，赵到四川，依然是多数时间下乡，不多久就走遍了四川。他推广广东的经验：“联系产量责任制”，大大地调动了四川农民的积极性，粮食产量迅速提高，恢复了天府之国的美誉，形成了“要吃粮找紫阳，要吃米找万里”的佳话，对这样的赞誉，赵紫阳当之无愧。

前任秘书的感慨

赵紫阳在广东时，我是他的第四任秘书。除汤戈夫外，前面还有黄、高两位。他们都很崇敬、怀念赵。只要有机会，也常回来探望赵，我也没听到他们二人有什么怨言。但是，也有例外。汤戈夫离开后调到新中国造船厂，当了厂长还是副厂长，总之是个“厂头”。“文革”时被打成“赵紫阳死党”，后来恢复工作，还当“厂头”。上世纪80年代前期，我听赵的孩子告诉我，老汤曾对他们说：“你父亲对地、县委书记们很关心，但对我们这些在他身边工作的人，在提拔使用上，唉，关心得太少啦！我50年代就是正处级，到你父亲那里是正处级，离开时还是正处级，几十年了，现在还是正处级！”言时颇有感慨。

80年代中期，汤戈夫患了“肌肉神经萎缩症”，在广州治不好，向赵总理要求到京治病，安排在了协和医院。由于病房紧张，老汤病床安排在过道上。他的病发展很快，没几天即告病危。当护士把他从过道上推到急救病房时，老汤以为让他搬到单间，吓得连说：“我不能住单间，赵知道会不高兴的！”此情此景，闻之令人心酸！汤戈夫死时，级别是副厅级。

几天后的一个寒冷深夜，老汤在协和医院去世。死前，赵紫阳赶到医院送别。据说，赵在老汤床边默然站立，凝视良久，一言未发。……

汤戈夫的感慨，应该说是符合实际的。我自己的例子，也说明了这一点。我当他专职秘书几年，朝夕共处，他从不言及私事；从来没有问过我家里怎么样，有什么困难？我当然也不会主动向他讲。我长时间跟随他工作，很少有时间在家，平时如此，逢年过节也如此。两个女儿出生时，我都不在妻子身边。为此，我很不安。但我对赵没意见，他应该没有多余的精力顾及这些，或者把这些都视为理所当然的吧。

他从内蒙古调回广东后，省委办公厅准备提我当副处长，便去征求赵的意见。赵回答：“他在我这里的工作情况我可以介绍，但提不提拔我不参加意见。”过了许久，有人告诉我这一情形，我心里一点都不怪赵。他公事公办，不搞那些为身边的人提官职、谋利益这一套。而我自己亦心安理得，我不是靠别人往上爬，是靠自己的努力工作，这不是更好吗？

出于内心的三句话

1980年，赵紫阳担任国务院总理。同年，中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。我是会议工作人员，借休会时间，一天下午，我去看望他和梁大姐。当时，他们家住在中南海，一座四合院，不大，依我看来，条件并不怎么样，一般般而已。坐了一会，他们留我晚饭。饭菜很平常，可能临时留我，未加准备。

他边喝边闲谈；我则边吃边听。他讲：“我现在的工作方法还是调查研究”，“我想，最多干到七十岁就不干了”，“我这个人，不拉私人关系”。听到这些，我放下了筷子。我觉得他在和我谈心，倍觉亲切。这样的事，在我给他当秘书时并不多见。他对我讲的这三句话，我觉得都发于他的内心。“工作方法”这句，我当然熟悉，有感多年，这是他一贯的工作方法，也是他实事求是、注重实际的思想工作作风。当他讲到“最多到七十岁”时，我不太认同。因为当时“邓胡赵体制”在国内外威望正隆，我想人民会希望这个体制保持更长久一些。我说道；“到那时可能由不得你。”说也奇怪，1989年他离开政治舞台时，距他七十整岁，仅差数月！至于他说的“我不拉私人关系”，这一点，是他几十年一贯奉行的原则，只是从来没有刻意自我表白，我当然早已敬佩万分。从“文革”后期至今，赵紫阳多次奉调各地，从内蒙古到广东，又四川，再北京，从省委书记到总理，再总书记，基本都是担任主要职位。除入川时调去了广东农业良才李子元（时任海南区党委书记），从领导层面而言，他都是只身上任。走到哪里，就在当地任贤用能，从不结伙经营，安插亲信。回想那次谈心，距今已过去二十多年了，但依然言犹在耳，让我铭记在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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